两个百年世仇村决定和解
世仇村和解背后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王宇
发于2023.12.18总第112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无人机在槎桥村的杨氏宗祠上方盘旋，画面里，一切都是红色的。
祠堂的天井被红色的天幕覆盖，大红的地毯从杨氏宗祠向东铺展，经过仙桥学校门前的空地，延伸到村口。男人们统一穿着红色的Polo衫，在红色的充气彩虹门下往来穿梭。年轻人敲锣打鼓，四个人列成两队，扛起一块刻着“睦邻友好”的牌匾。
一辆丰田考斯特在彩虹门前停了下来，16名身着暗红色唐装的高美村黄姓老人下了车，前往200米外的杨氏宗祠。行进路线是几天前就确认过的，要符合“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讲究。
无人机拍不到的地方，片区民警和交警在周边巡逻。这天是2023年10月1日，国庆节。日期是精心选定的，两个总计拥有三万多人口的潮汕村庄——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槎桥村、高美村——要在这天化解祖先在两百年前结下的仇怨，从此可以通婚。
同一时间，16名穿着同样暗红色唐装的槎桥村杨姓老人也正在行向高美村的黄姓宗祠。“对等”是双方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前几天，有村子试图用价值百万的豪车运载访客，被勒令禁止，大家这才把车辆统一换成丰田考斯特。
仪式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无论是仪式的时长步骤、老人们的服装、彩虹门的尺寸、伴手礼的价值抑或往来的人数。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大事。
结成世仇
杨燕填是槎桥村党委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协调槎桥7个自然村、1.2万村民的公共事务(其中有1.1万人都姓杨)。大宗族的事又多又琐碎，到杨燕填家找他议事的村民络绎不绝，三四个不同的议题，同时聚在他家的茶桌上，等他开口。
他也曾在生意场里翻滚过。篮兜村紧邻槎桥，拥有揭阳城乡接合部最繁忙的一条街。当地人自诩这里曾是中国最大的废弃金属回收加工聚落，如今仍密密麻麻地排布着各种为小型加工厂配套的机电产品铺面。杨燕填的铺子挤在其中，代理产自上海的电焊机。做了村干部，他分不出更多精力，生意交给了妻子打理。
53岁了，人生走了半辈子的杨燕填还能清楚地记得父亲向他发出严肃警告的那个下午。这个为了村里事务常常皱着眉头、一双眼睛瞪得滚圆的男人，脸上出现了罕见的迷茫。
放了学，孩子们在一起玩，邻村高美的黄姓小孩也在其中。父亲突然走近：“可以跟她们一起玩，但婚姻就不要了。”还在读小学的杨燕填懵懵懂懂，但能感知到禁忌中夹带的恐惧。长大后，他遇到过不少高美村的黄姓女孩，从没动过恋爱的念头。
等杨燕填这代人成了父亲，违逆和反抗依然不可想象。每个人都能说出几个“棒打鸳鸯”的故事，杨燕填记得大龄未婚的弟弟难得喜欢一个女孩，媒人去说和，女孩答复：“我是高美的黄姓哦，婚姻恐怕不行吧。”
每个人也都能说出几个“某某执意嫁到高美，姻缘最终不得善果”的事例。没人会将之归咎于伴随“世仇”自然发生的社会排斥，他们更愿意相信，“不得善终”恰恰应了祖宗的毒誓和诅咒。
相信和顺从之下，很少有人会问“为什么”。杨燕填碰到过一个例外。数年前，读高二的女儿突然把一个高美村的男孩带回家，男孩离开后，杨燕填告诉女儿：“可以交朋友，不能谈婚姻。”女儿当时有什么情绪？杨燕填的记忆里一片空白。
“伤心哦，当然伤心了。可是没办法，跟那边通婚的很少，嫁过去都没有好结果的。”妻子郑拥华坐在丈夫身旁，一张脸皱作一团。
“那个男孩子不错的。”杨燕填不觉得自己做错过什么，但语气里透着惋惜。“后来他又来过我这里两三次，一坐就好长时间，一直问，叔叔，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杨燕填也没有标准答案。槎桥村上一任村党委书记杨继波曾翻查过两方的族谱和其他历史资料，都没能找到关于仇怨何以结成的记载。但大家有一个模糊的共识，“当年就是为了争一点儿土地，或者一个灌溉水源”。
在他们的认知里，世仇实在是潮汕相邻村落之间再普遍不过的现象。揭阳人欧俊勇是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副教授，他长期在家乡调查研究宗族社会的运作机制。他发现，结成世仇的，通常是一村一姓的单姓村。
欧俊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数百年前，为了避免聚落内部发生矛盾，方便自我管理，潮汕地区的宗族构建者们逐渐选择了一村一姓模式。但清朝乾隆和嘉庆年间的人口快速增长，给一村一姓模式带来了新问题。“宗族最关键的目标就是繁衍。土地是有限的，而人口持续增长，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更多，村落之间的边界就紧张了。”
欧俊勇发现，单姓村落矛盾形成的模式有四种：资源争夺、家庭纠纷、大姓对小姓的压制以及卷入历史大事件。不过，根本原因还是人地矛盾。
“环境变化了，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况。当年村子之间的矛盾，实质就是对生产资料的争夺。用来灌溉的水源，被你截过去，我这里可用的就少了，就会影响我的水稻产量。在我小的时候，村民晒稻谷也要分区域，如果你占了我的场地，也会产生矛盾。”仙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榕城区驻仙桥街道帮扶工作队队长杨贵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究其因由，乃当时之朝廷、官府腐败，官师乏力控制乡村社会，乡村缺乏正统文化的劝导训诲，族与族间百姓有不平事时，未能得到及时公平劝导化解，发生小摩擦小纷争，又乏和解劝处，导致东起西火，甲唱乙和，纷争搅扰难以止息，因小忿而害大义，构怨而毁其联婚之约。据《潮汕史》记载。宋、元、明、清时期，整个潮汕地区均有类似情况出现。”杨继波这样理解。
资源有限，人口众多，宗族要争夺对周边的控制权，冲突最激烈的地方，曾经出现过异姓宗族之间使用火炮等武器的械斗。欧俊勇说，一些村庄为了避免族人伤亡带来赡养孤寡的麻烦，会从外部雇佣不被父母在乎的“浪仔”。“浪仔”伤亡，向其父母赔钱了事。
而有世仇的两村也并非完全隔绝，限制仅加诸后代的婚姻，“没有婚姻，就断绝了两边人家形成紧密关系的可能性。两边争斗，就少了许多麻烦和顾虑。”欧俊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和解受挫
两百多年过去了，农田已经变成密密麻麻的钢材、塑料和鞋服加工厂，壮年男性依靠办厂获取财富，养活一家老小。在槎桥村和高美村，还依赖农耕生存的人不多了，让祖宗在祠堂里立下毒誓的资源争夺早就不重要了。事实上，由于被拆分成了美西与美东两个行政村，就连高美村也早就不存在了。
越来越多的世仇村和解了。普宁市的北山村与果陇村、揭东区的池渡村与山美村、汕头的家美社区和西岐村
